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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门就在鲤鱼巷的第一个拐角处，屋檐下墙角里爬满青苔，向前走几步，左手边停着父亲的凤凰28，高大、略锈，只能仰视。右转上楼，墙上写着“XXX十八代狗生”，XXX是楼下陈老师儿子的名字。楼梯转角的墙上挂着装保险丝的盒子，二楼左手第一间，就是我家。

在这个小镇上我搬家三次，房子或大或小，不一而足，每次提起家，我总还是想起鲤鱼巷。

在这里我开始记事，4岁长到7岁。一楼的陈老师在我上的小学里教书，家里带了很多孩子，有一天下午我和那些孩子一起上学，沿河的路还没有浇上水泥，然后我左脚绊到右脚，摔在路上，两个门牙分别磕掉一个角，没有人扶我，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发小没有青梅竹马的原因。二楼里间的叔叔阿姨面容已经模糊，他们有一个考上省重点的聪明儿子，高瘦、驼背、沉默寡言，是我们整栋楼孩子的榜样，喜欢在城北的瀑布下找块大石头坐着看书，有一年刮台风发洪水，瀑布上的水库泄洪，聪明的哥哥淹死了，后来我就再没去过他们家，怕看到他熟悉的脸被镶嵌在相框里，怕他的妈妈拿出南瓜的叶子说这个也是可以炒起来吃的。隔壁的阿群是一个漂亮姐姐，她的妈妈很凶她的爸爸沉默，“阿群！阿群！”我叫，她像我幼年的所有伙伴一样，可以随意忽视我挤兑我，她们都知道，我依赖她们，我不会反抗。楼上的爷爷家很早就有了彩色电视，我喜欢去他家里看《新白娘子传奇》，我也喜欢他家墙上那幅鲜红的樱桃装饰画，那时候我家的黑白电视还只有浙江台和中央一台，那时候我还一直以为所有的樱桃都像楼下院子里种的那棵一样只长黄红相间的酸果子。

我家的房子在二楼，里外一共三间，如果要上厕所就要到外面楼梯拐角。有一个阳台，正对着镇上两条河中的一条。旱季的时候河床裸露出来，我和表哥爬下去玩，我的一双漂亮塑料拖鞋被河水冲走，表哥在这里埋葬了他养死的鸭子，那个装死鸭子的盒子有红色的盖子，里面放了一朵绢花，用万能胶封好，被埋在沙子底下。而后的某一天早上起来，院墙被风雨刮倒，樱桃树也不能幸免于难，台风季节来了。1994年的夏天，黄色的水从天上来，从山上来，从河里来，从海里来，淹没了小镇，爬上了鲤鱼巷这座宿舍楼的楼梯，陈老师一家在半夜敲响我们的门，可是风雨大得淹没了那微弱的敲门声，父亲在前线抗台。几年后我学古筝，翻乐谱，那首《战台风》坚强而隐忍，我却始终弹不好。

巷口的左手边是乐申大酒店，我在那里过了人生中唯一一次大操大办的生日，把换下来的牙齿扔上饭店的大门顶端，以为这个地方已经是最奢侈的饭店，以为牙齿扔得够高就可以长得更高。巷口的右手边是花边二厂，那里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肥厚的草丛里有好吃的紫色浆果也有无处不在的四脚蛇，迷宫一般的小径尽头有一棵缀满着香蕉味道乳白色花朵的神奇小树，厂门口的废水沟旁总有收废纸的人在浸泡收来的纸板箱。那些堆积起来的巨大水泥管子就是机器猫在生活中的映衬，我想象从水泥管的一边爬到另外一边，就是另一个世界。

在那里住到7岁的时候，我搬去了另一条河边，从此要走更长的路去上学，从此父亲去到很远的地方工作，从此远离所有童年幻想。

小镇很小，在搬走后的十年间我仍然不断地在街上碰到他们，在梦里回到那个阴暗潮湿又逼仄的楼道。陈老师的儿子长得又胖又高，和所有变声期的男孩子一样既腼腆又骄傲，在我们搬走之后他们买了我家的房子，几次偶尔经过，那个我养过鸟养过乌龟的阳台上堆满了杂物，门窗紧闭，变得遥远又陌生。几年后一次偶尔的机会，我和阿群一起去杭州，她还是黑瘦挺拔，有尖尖的下巴和上翘的眼角，那一次，我才在认识她5年之后知道了她的全名。楼上的爷爷一直都没有变化，我很庆幸的是每次在街上碰到他都叫得出我的小名，而我却只能生涩地叫他一句“阿公”。

其实，这一切也只不过过去了12年。